第三章 强势影响：风水与古城镇关系'

中国古城镇分布地域广泛，由于受到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特色，再加之巨大的历史跨度，古城镇特点可谓异彩纷呈[1]，然而，几乎所有的古城镇在修建过程中，都强烈地受到风水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古城镇所包含的风水观念，是古城镇最明显的共性点。风水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虽然其内部理论细节方面有一定的区别，甚至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其理论是相通的，诸如，古城镇选址讲究、朝向禁忌、细部处理等方面，各种风水观念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城镇一大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各地古城镇表现出几乎一致的风水景观，当然这也是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所产生的内部文化同构现象的结果。有鉴于此，本部分将从宏观的角度，将关注视角定位于各地不同的古城镇所表现的共同的风水理念，具体分析风水与古城镇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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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沛林在《古镇名村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一书中指出可以依照古城镇所蕴含的自然、人工和人文环境不同的要素来区分不同特色的古城镇。
一、选址
图3.1 理想风水选址示意图
 
图3-1 理想风水模式示意图
 
　　古代从一开始对城镇的选择十分慎重，认为它是未来兴旺与否的关键，关系到族人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政权的兴衰。《诗经•大雅•公刘》篇就记述了周朝祖先公刘，约在公元前15世纪，率领族人迁居陕西旬邑县，选址建城的经过[1]。这是古人运用风水选址建城的早期记载。在古人长期实践经验总结中，逐渐形成包括“龙、砂、穴、水、向”选址理论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2]《葬经》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若器之贮，言气聚而不散也”，可见，传统风水理论认为城镇选址应将群山合围的封闭要塞型地势作为首选之地。（见图3.1）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种城镇选址典型。[3]这种城镇选址理念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古代长期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伴而生的小农意识，另一方面为人们在长期战乱中的一种生存手段。风水认为理想城镇环境是背靠祖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二山相辅，前
 
表3-1 古城镇案山统计表[4]

古城城
 省份
 案山
 
漳平县城
 福建省
 三尖山
 
龙岩州学宫
 福建省
 锡帽山
 
广宁县城
 广东省
 三台山
 
高州府及茂名县
 广东省
 笔架山
 
西宁县学宫
 广东省
 笔架山
 
台湾府学宫
 台湾省
 三峰山
 
饶平县城
 广东省
 天马山
 
东莞县城
 广东省
 黄岭
 
绩溪县城
 安徽省
 玉几山
 
舒城县学宫
 安徽省
 华盖山
 
宁远县学宫
 湖南省
 鳌头山
 
奉化县学宫
 浙江省
 文笔山
 
广信府学宫
 江西省
 琅琊山
 
歙县学宫
 安徽省
 马鞍山
 
景开扩，远处有案山相对；有水流自山间流来，呈曲折绕前方而去；四周之山最好有多层次，即青龙、白虎之外还有护山相拥；前方案山（见表3-1）之外还有朝山相对；朝向最好坐北向南。如此即形成一个四周有山环抱，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良好环境。这样的空间，用现代观念来分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背山阻挡冬季寒风；前方开扩能得到良好日照，接纳夏日凉风；四周山丘提供木材、燃料，山上植被既能保持水土防止山洪，也能形成适宜的小气候；流水既保证生活与农田灌溉用水，又适宜水中养殖。
纵观中国各种规模的古城镇，其选址都受到风水理念的强烈影响。汉、隋、唐时期的长安城虽然具体地址有所不同，但总体的风水格局是一样的。长安城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南阻秦岭，北滨渭河，东南有曲江池，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历来被视为风水宝地。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北京城，西部是太行山脉，西北是燕山山脉，东北有山海关；东有渤海，南有黄河，中间是河北平原，形成背有靠山屏障，前有水系明堂的最佳格局。从战略意义上讲，北京可以凭居庸关、山海关北控漠北，虎视江淮。苏轼诗云：“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冲西山麓，尾挂东海岸。” 朱熹曾说：“冀州好风水，云中之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元代定都北京时忽必烈认为“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巴图鲁建议：“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骅之所，非燕不可”。从上面各家的言论可以看出，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虽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满足帝王需要的风水宝地一说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二、格局
图3-2 隋长安城规划与乾卦六爻关系示意
 
相对古城镇宏观选址而言，格局处理则是从微观意义上对城镇空间结构布局的讲究。风水理论通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对古城镇布局提出全盘规划方案，包括街区、行政机构、居民点、公共设施、庙宇、教育机构、标志性建筑，还有镇物、吉祥物等在内的各种元素，风水都给予关照。首先，风水对古城镇空间构成哲学产生强烈影响。风水理念所强调的天人合一观念即“天人皆物，人效法天，天人调谐”。（亢羽，1999）“天人皆物”，即天与人都是物，形态虽然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人效法天”，即天变，人亦效法天而变，以顺应自然，并通过模拟自然来改造自然。“天人调谐”，就是要尽量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现代人所说的“生态平衡”。正是基于天人合一这一指导思想，风水思想下形成的古城镇才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因此有了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其次，风水对古城镇空间构成实践进行指导。从几何学的观点来说，古城镇空间是由点、线、面、体、轴线、坐标系、向度概念以及各种规则的几何图形和拓扑关系等构成的。风水对于这些空间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关照，运用建筑形体及其他环境景观构成要素，如地形地貌、山水植被以至光色等等，进行空间组合，使其在体量、尺度、造型乃至质地肌理等方面大小高卑、远近离合、主从虚实、阴阳动静等变化，都能适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要求，在感受效果上，特别是视觉感受效果上，引起审美愉悦，并臻于艺术上的完善；第三，风水对古城镇空间构成文化形成引领。风水观念通过一系列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古城镇布局当中表现出浓厚的美学意味，以达到表达某种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的目的。隋初，风水家、建筑家宇文恺在规划大兴城时，依据古城自南向北的不同高度，将大兴城划分为六条地带，以象征《周易》乾卦六爻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和上九。《游城南记·永乐坊》说：“宇文恺城大兴，以城中有大土岗，东西 图3-3 平遥古城平面图
 
横互，象乾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观，大兴善寺以镇之，元都观在荣业坊，大兴善寺在靖善坊，其岗与永乐坊东西相宜。”即宇文恺把土岗譬如成六条阳爻，由下往上，在第二条土岗修宫殿，第三条土岗修衙门，第五条土岗修寺庙。这样的市局能与乾卦卦意达到一致。（见图3-2）后来唐长安城格局，也是严格按照风水模式修建。“千百家似围棋书，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城街坊布局是对天体的模仿和对人体自身的模拟，例如星罗密布的宫殿和街坊群，似天上星星般罗列，108坊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宫殿布局体现传统自然观念和《易经》思想。（见图3-3）平遥古城地处风水宝地，万历年间《汾州府志》卷二《地理类•形胜》记载：“平遥县，左襟麓台，右带汾水，中都衍于前，沙水环其后，超山拱秀，堡完寨美，为一方之胜。”古城刻意讲究风水，除了表现传统龟城整体形象外，许多细部设计都是按照风水原则进行的。风水文化内涵也是平遥古城入选世界遗产的理由之一。
 
古城镇
 省份
 风水喝形
 
秦咸阳
 陕西
 法“天”
 
汉长安城
 陕西
 北斗
 
唐长安城
 陕西
 易经
 
平遥古城
 山西
 龟
 
李家山村
 山西
 凤凰展翅
 
新绛
 山西
 牛
 
芙蓉镇
 湖南
 七星八斗
 
张谷英村
 湖南
 巨龙戏珠
 
俞源村
 浙江
 天体星象
 
郭洞村
 浙江
 内经图
 
诸葛村
 浙江
 九宫八卦
 
苍坡村
 浙江
 文房四宝
 
崇左
 广西
 葫芦
 
罗城
 广西
 船
 
流坑村
 江西
 活水排流
 
宏村
 安徽
 牛
 
西递
 安徽
 船
 
泉州
 福建
 鲤鱼
 
3-2 古城镇风水喝形统计表
三、景观
风水是我国古代选择、营建居地环境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是找寻一种理想景观模式的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人们在风水观念的指导下对非理想环境进行了修补和改善，使人们在心理上、视觉上达到“理想境界”。于是就出现了人工山、河、湖、井、池、桥、塔、楼、庙、牌楼等人工风水景观，这些人工景观与自然山水共同构起了人们居地整体风水景观，体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趣向。这种整体风水景观是人们文化观念的物化，凝结了深厚的文化信息，是不能再生的。这些风水景观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理想的风水模式，体现出古人对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风水模式在形成演变过程中，人们不断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古都到村落，从民居到寺庙，这一简单的而又无处不在的模式几乎贯穿了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历史的始终，使中国古代城市、村落的布局及建筑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构成了东方地平线上迷人的风景线。
四、信仰及心理
林语堂说:“中国建筑的基本精神是和平与知足，其最好的体现是私人的住宅和庭院建筑。这种精神不像哥特式建筑的尖顶那样直指苍天，而是环抱大地，自得其乐，哥特式教堂暗示着精神的崇高，而中国庙宇则暗示着安详和宁静。”建筑的最初本意就是静默养气，安身立命，使生活和精神有所依托。这种精神上的安详和宁静指导着中国的风水文化。风水模式不仅仅是空间结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时间过程，它是古人在长期活动中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它给文化地理学(尤其是行为地理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空间。因为人的空间行为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聚落的起源和演变，我国现存的大量的古村落就是古人行为的“活化石”，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民间人文精神的“原生状态”。风水规划思想是中国古村落永恒的主题，也影响到城市规划的许多方面。理想风水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它真实记录了古人选择居住地点的行为过程，反映了古人对环境的认知过程，在自然地理空间中蕴藏了人文精神空间，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风水信仰既是风水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我们揭开其神秘面纱的切入点。例如在赣闽粤客家地区，自杨筠松在唐末开创了“形势派”风水理论以后，这里不但风水术士名流辈出，而且有的曾闻达于京师，如风水大师“廖均卿与曾从政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共同相定皇陵(即十三陵)有功，同授钦天监灵台博士。”此地区有关风水的神话传说举不胜举，许多与风水有关的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住宅是人们饮食起居、怡情养性的场所；是人们自娱自乐、享受天伦之乐的私密空间；是人们在外劳作、出外漂泊时期盼的归宿；更是人类繁衍子孙、养育后代的圣地。中国人一向认为，建舍立家，尤如植树培根，这件事情处理得妥当贴切，才能子孙昌盛、枝繁叶茂、家业兴旺。否则，就会家运衰败、子嗣无继、灾祸横生。因此，中国人对住宅地址及房屋朝向的选择极为审慎。先祖们对时时遭遇的狂风暴雨、水灾等自然灾害的恐惧而生出的一种敬畏，他们祈求自己的住宅能避免种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成为他们栖身的最安全的地方；先祖们对房屋的通风性能及地基水土状况的一种要求，希望居于此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并给自己带来好运。这点恐怕是“风水术”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由于“风水先生”在看“风水”时有一套大多数人难以理喻、不可知晓的测算、推理程序、给这件事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甚至带有巫术的色彩。这种神秘、巫术味增加了“风水先生”所作结论的真实性，有一种不可怀疑的意味。于是，“风水先生”的判断、指导给建屋者一种踏实感。这种心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为逃避厄运找到了一种可靠的依据。纵然日后遇到不测之事，住宅主人或者认为这己经是幸运的了，因为如果不是居于此宅，此种不测的凶险程度可能要大得多；或者别人甚至包括他自己都认为此不测是住宅不好引起的，那么，他在咒骂那个“风水先生”的同时，更加坚信了房基风水的重要性，只不过，他期望有更高明的“风水先生”来给他指导。或者因为生命力的脆弱和人们自身的基本渴望，风水的信仰力量和心理安慰与情感寄托，通过风水调理与补救，从而达到基本的安全需要。
小结
强势的文化影响，早已化为生活在古城镇中的人不自觉的行动中，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集体行为。因为久远的历史，以至于这种影响仿佛血液日夜周流于人体而不为其感觉，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古城镇风水的研究，不但在于唤醒这种历史的记忆，更在于结合古城镇的变迁，让这种文化绽放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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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经•大雅•公刘》云：“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2]“龙”即主山、靠山；“砂”为两旁之护山；“穴”即具体的城镇位置；“水”即水流；“向”为城镇主体坐向。
[3]《桃花源记》载：“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4] 资料来源：根据《风水理论研究》一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