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镇蕴含的浓厚的风水文化，是由一系列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表达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将这些表达方式称之为古城镇风水意象。风水意象旨在表明古城镇给予外界的某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正好印证了风水的某种理念和追求。风水意象，使风水理论的表现形式，和风水理论一样，或许夹杂着诸多神秘元素，甚至于转化为某种迷信。但这种神秘与迷信活生生的与古城镇联系在一起，成为古城镇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古城镇文化解释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走出恐闻，全面理解、识别这些风水意象，是对古城镇风水研究所必须走的一步。

一、龙脉意象

图4-1 华阳古城龙脉意象
 
    古城镇选址非常重视龙脉。《管氏地理指蒙》指出“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风水认为山之延绵走向为“龙脉”，还说“龙犹树，有大干，有小干，有大枝，有小枝。”龙脉走势的原则为“夹于山脉有川，夹于川有山脉；水流，则山行；水合，则山止。”由此可见，风水赋予了城镇背依的绵延山脉许多超自然的要素，认为山脉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这也是古城镇高度重视龙脉选择的原因。华阳古镇[1]坐北朝南，背靠绵延不绝的秦岭南余脉，龙脉来势悠远，气势不凡，可谓风水宝地。（见图4-1）

二、朝向意象

风水朝向以坐北朝南为贵，这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中国处于地球北半球，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人。由于阳光对人的诸多好处，长期以来，在形成对太阳崇拜的同时也决定着中国文化为朝南文化性质。古城镇在选址布局时，除非一些特殊的难以改变的地理位置，其总体朝向在风水观念的引导下总是面向南方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北京城的朝向，以北边景山为靠山，通过中轴对称的方式向南方展开，古城正门、庙宇大殿一律向南，帝王南面听天下，以示其九五至尊。

三、案砂意象

图4-3 铁边城水流意象
 
图4-2 大阳古镇案砂意象
 
图 大阳镇案砂意象
 
《地理人子须知》讲到“砂者，古人授受，以沙堆拔山形，固名沙尔”。风水格局中，砂指前后左右环抱聚落乡村或城镇的群山，并与之后倚的主山呈隶属关系。《青囊海角经》说明龙与砂的关系以及砂的环境景观意象是“龙为君道，砂为臣道；群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祥之象；远则为城为廓，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而卫，水口以之而美。”《曲礼》注云:“……然则地理以前山为朱雀，后山为玄武，左山为青龙，右山为白虎。”就其具体意象，风水也有要求。《葬经翼》说“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蜿蜒、白虎驯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可见砂山居于来主山之前，互成对景照应关系，但是，案山与朝山仍有区别。其“近而小者，案山也；远而高者，朝山也”，“近案贵于有情”，“但以端正圆巧，秀媚光彩、平正整齐、回抱有情为吉”；而“远朝宜高”，有呈“远峰列笋无涯者”之势，其意象重在“岛野一望无垠，有近案则岛野之气为之一收”。通过以上风水理论对案砂意象的说明，可以看出，案砂意象旨在为古城镇形成良好生态、景观以及心理感受。大阳古镇[2]以高庙山、海泉山为左右护砂，以凤冠山、虎尾山为朝、案山，环山之外还有群山围绕，其案砂意象形象鲜明。（见图4-2）

四、水流意象

风水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山管人丁水管财”，《古本葬经》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也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甚至是“未看山时先得水，有山无水休寻地”，由此可见对“水法”的重视程度。《管子·水地》云:“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风水理论还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为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并说“大江大河一二十里来不见回头环顾，中间虽有屈曲，决不结穴。直至环转回顾之处，方是龙脉止聚。”水是生活必须品，加之交通设险之利、防备水害以及景观美学[3]等因素，风水中有大量关于水的要求，可见古人历来重视对水的研究和利用。地处陕北高原的铁边城[4]，少雨缺水，但因为有河流的半包围而显得富有生气。古城依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势而筑，河流自北向西后折向东环绕古城，西北部还有二水相交，北部河流随地势自然形成小的太极图状，东南部河流形成大太极图状，古城就处在南北两个河流形成的太极图中部。这样一来，整个铁边城的风水格局就是负阴抱阳、“金带环抱”的吉祥之势。（见图4-3）

五、风水林意象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林木对于人的重要性。帛书《周易》[5]“林”卦记述周人的这种观念：“知林，大君之宜，吉”；“禁林，贞：吉”；“甘林，无攸利；既忧之，无咎。”风水理论也把“土高水深，郁草林茂”（《葬书·内篇》）的自然环境作为衡量风水好坏的标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藏风”、“得水”和“乘生气”的风水林。为了达到风水理论所认为形局佳、气场好、山清水秀、环境宜人的环境，古城镇一方面尽力保护当时已有的林木，另一方面广植林木，在风水认可的方位培植人工风水林，并集全城、全村或全族之力予以保护，借以获得“林茂—气好—大吉”的风水效应。古城镇风水林可分为挡风林、龙座林、下垫林三种。这三种风水林，实际是 “山环水抱必有气”的一种具体体现，即挡风林呈左右砂环，龙座林成为靠山，下垫林便是朝、案山。徽州古村落历来重视风水林的经营，《湾里裴氏宗谱》云：“鹤山之阳，黟北之胜地也，面子而朝印山，……后有树葱茏荫其居，悠然而虚，渊然而静，……惟裴氏相其宜，度其原，卜筑于是，以为发祥之基。”是为风水林的典型记载。

六、风水塔意象

图4-4  大阳风水塔
 
图 大阳镇风水塔—天柱塔
 
塔本为佛教建筑，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塔这种独特的建筑景观被赋予了其他内涵。风水为了弥补缺憾或强化效果，利用佛塔建筑而成为风水塔。古城镇建风水塔的缘由，可分为四：壮景观、固地脉，昌文云、出人才，镇风镇水、驱邪造福，聚财求富。《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可见，古城镇风水塔大都为一地标志性建筑，在景观塑造上有很大功效。大阳古镇在前河与后河交汇处的东南方位（巽方）建有高大的天柱塔[6]，成为古镇景观标志，同时也为古镇居民心理向心力之重心。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阳老百姓将古镇许多事实都归功于风水塔的效果，这足以证明风水塔在古城镇居民心中的特殊地位。（见图4-4）

七、水口意象

图4-5 呈坎村仿建的东汉水口园林
 
“水口者，一方众水总出处”， 即水口为水流的入口和出口。《入山眼图说》卷七认为“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水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去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不竭”。古人认为一方面水流会影响气的存在：“气之阳者，从风而行；气之阴者，从水而行”，“顺阴阳之气以尊民居。”另一方面又认为水主财，所以特别重视水口，把它看作地方的保护神和生命线。古城镇水口多位于其最低处，风水要求水流缓和有所收缩，因此水口一般位于封闭或半封闭的城镇空间入口处，大多是两山夹溪的位置。风水认为“水出处不可散漫无关锁”，所以在水口处经常利用桥、树、亭、堤、塘等来保护生气，这些水口建筑与周围绿水青山融为一体，便形成水口园林。（见图4-5）许多古城镇刻意经营水口园林，融中国传统造园理念于水口，使得水口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美不胜收。[7]

八、天人合一意象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基调，源于周代，经过孟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达到成熟，对中国文化包括风水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城镇在风水理论的指导下产生、发展、成熟，呈现出强烈的天人合一意象。李约瑟认为“在希腊人和印度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再也没有其它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的呈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风水理想模式的核心 “四神”[8]就说明古人不仅对天象有着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将天文和地理结合，融于民俗生活中。古城镇在规划中遵守“法天象地”原则，如秦都城咸阳的规划，将渭河比作天上银河，咸阳宫象征天极，并以其为中心，各宫殿环列周围，形成拱卫之势，构造成“为政以德，譬如北极，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格局。西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依《三辅黄图》之说为“斗城说”，认为有意模仿北斗建城。考古发现穿越汉长安城的超长中轴线，北达朔方郡，南抵汉中郡，将天、地、陵墓、都城一以贯之，使之协调为一个整体，充分体现了汉长安城天地为廓的泱泱汉风。

《释名》中，“宅”即选择“山明水秀，风和日丽”之地作为居住地。《地学》说“真穴所在，其山必嫩，其面必开，其四势必归，其风必藏，其水必聚，……山明水秀，风和日丽，天光发新，别一世界，……吾对之而眼开也，坐卧之而心快也，气之所蓄，精之所聚”，《地理原经》写到“自古来，出圣出贤尽在朝阳俊秀之处、清雅之地。”风水观不仅在于选择适应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认为有灵气的地方一定能出杰出人才，认为美好和谐的居住环境造就美好人生，这同样是天人合一理念。风水把大地看作是一个自然有机体，认为大地具有经络穴位，古城镇选址要与大地经络穴位体系相适应。

九、周边环境意象

    古城镇营造非常注意周边环境的意象，《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风水讲究城镇所在地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城镇的选址、格局，建筑物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古城镇大都随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部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随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以求与自然融为一体。

十、生殖崇拜意象

图4-6 铁边城瑞蛇绕灵龟风水格局示意图
 
　　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既是人类本能的生理需求，也是人类社会对生命的追求。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人的繁衍壮大是部落氏族内部的最大愿望，所以，在古城镇风水环境的选择上，赋予了极为浓厚的生殖崇拜意象。（见图4-6）青龙、白虎是风水模式中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早的概念[9]，也是中国两个重要的生殖崇拜图腾。《易·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顾炎武《日知录》说“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乾为阳、为天、为男，坤为阴、为地、为女。中国民间风俗中，龙与虎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生殖意义十分典型。风水讲究“来积止聚，冲阳和阴”，负阴抱阳、阴阳交融是风水模式的主要特点之一。《周易·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青囊海角经》说“万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然后成形。……穴居其中，不居其旁。……突中有窟，高处低也。窟中有突，低处高也”，对生殖崇拜作了具体的描述。福建泉州是历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人居环境的取象，将之营造为一个鲤鱼[10]的形状。城外环之以河，就取像鱼嘴唇上的游线。若要从陆上进入泉州，要经过三个水口。都在路与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三个水口处，各建起一座水口塔，以增其势。龟也是风水学中以物取象的对象之一， 苏州、成都、昆明、平遥皆有“龟城”[11]之象。广西崇左县城，元明以来，人们依山形、就水势从中营建了一个葫芦城[12]，只有一条大路从葫芦口进城，四座城门临江而开，希望城内人群聚居，财富聚集，经济繁荣。

十一、安全意象

　　安全需要是人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安全首要的表现即居住环境的安全，其中包括物质环境和心理感受两方面。理想风水模式是山环水抱，层层护卫，无论是自然山水与建筑结构，还是居住者的心理，都构成了十分完整的安全空间。《黄帝宅经》说“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可见居住空间对人的重要性。四合院对称协调，阴阳互补，追求家庭幸福，人际和谐，东南西北四方与“四象”相配，与四季相依，形成封闭合围格局，多进的庭院加强了封闭的层次，里坊又用围墙把许多庭院封闭起来。作为城镇，以中央官署为中心，辅以内城，廓城，城门也多用朱雀、玄武等命名。在城镇外围，按照风水格局，后有主山依靠，左右以青龙、白虎环抱，前有案山阻挡，水口作为进出通道，形成第一道封闭圈；主山后的少祖山、祖山，青龙、白虎外的护山，案山之前的朝山，又形成第二道封闭圈。从民居—城市—自然山川，风水模式是通过封闭的建筑环境求得安全意象。这种封闭格局的安全意象在战乱时期确有一定的防御功能，但对居住者影响最多、最大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感应，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安全的“心理场”[13]。这种桃花源式的人居空间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古城镇通过宏观的建筑布局和微观的诸如风水亭、风水塔、牌坊、门楼、照壁、风水林等风水小品的点缀，给居住者以亲切感和归属感，给入侵者以警示，从而形成安全效果。

十二、宗族意象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费孝通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古城镇宗族意象的主要表现为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有两种模式：第一，一族独居一地。一族人独居一地的模式多位宗族祖先因故在迁徙住所的过程中因风水缘故而择地，如张谷英村[14]一村全为张谷英后代。第二，多族共居一地。例如大阳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多族共居的局面。虽然多族共居，但族与族之间相对封闭，于是出现所谓张家大院、常家大院等，其实也是聚族而居的一种形式。古城镇许多风水要素同样表现宗族社会的传统：风水林是宗族共同祖先的认同，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埋藏在林中，保佑着全村的幸福平安，不能擅自进入或惊扰；风水塔是宗族领地的声明，同时希望能带来文运，使氏族子弟考取功名而光宗耀祖；风水池引水聚财，祈求宗族人丁兴旺；四合院建筑反映长幼尊卑的礼教观念；祠堂是以宗姓为基本单元的聚落中心，宗祠不一定是村落的几何中心，但一定是村落的精神中心，有巨大的吸引力，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祭祀祖宗都在此举行，表现出原始血缘关系的遗痕。

十三、美学意象

　　古城镇美学意象指古城镇自身以及其周边环境所表达出的符合人们审美意愿的意境。风水模式下的古城镇，重视对山水的经营，正如“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之谓，山水通过“比德”之后，给予人的美感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山水，而成为人的道德情操的现实流露。《林泉高致》[15]认为“山，大物也，……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山瞰而若临视，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宋代画家王希孟的名作《千里江山画卷》数十个大小不等的聚落环境，对风水胜景展现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葬书》说“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历代风水典籍都十分重视“形”与“势”的关系，古城镇通过对形与势的关系处理，达到美学效果。《周礼·考工记》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说明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通过布局工整来达到庄严的美学效果。北京、西安这类古都，通过中轴线、建筑的高台化、平面和立体的强化以及色彩搭配，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的王权得到强烈渲染。大部分古村落位于群山环抱之中，创意出“半亩方塘一鉴开，水波天光共徘徊”[17]的生活图景，突出村落环境的秀丽、吉祥、变化和情调。一般情况下，古城镇风水意义上的美学意象主要包括围合封闭、中轴对称、富有层次感和富于曲线美、动态美的景观。

十四、生态意象

    风水观念追求天地人合一，认为通过气脉水系流行而化生万物，将风与水视为物质循环的基础，追求人本关怀而选择优存策略，这一系列理念都是通过适时合理而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自然观来实现的。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思想所追求的境界。《葬经》中认为风水行址的选择标准如“宛委自复，回环重复，苦踞而候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阴阳协调的环境氛围，成为风水思想一贯的努力。《博山篇》说“湾环曲折，水格之贵。直流直去，下贱无比”，追求的是一种屈曲流转的生态情调。《青乌先生葬经》认为“浑融自洽地有佳气，随土所生；山有吉气，因水而止。气之聚者，以土沃而住；山之美者，以气止而吉”，充分表露出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生情的理想生态家园。诸葛村[18]生态极佳，据《高隆诸葛氏宗谱·高隆族居图略》所载：“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过峡，起帽釜山，迤逦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桃，阳者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位居。旋折而东，钟石阜蒲塘之秀，层岗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宅阳基，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古城镇生态意象是风水理念的物质化体现，正是由于风水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才造就了古城镇完美的生态意象。

十五、信仰意象

    风水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化为古城镇居民自觉的信仰，纷繁复杂风水信仰成为古城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考察风水思想下的古城镇意象，不得不考虑风水的民众信仰意象。古城镇风水信仰意象的存在方式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几乎渗透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对风水吉地的刻意寻求到对风水的保护，从对风水缺陷的补偿到风水厌胜法则的讲究，从风水禁忌到风水化解，从风水师到风水工具，从民间到官方，从民间风水传说到官方风水文献记载，从风水冲突[19]到风水官司等等，表现了古城镇民众多彩的风水民俗信仰画卷。风水信仰作为广大民众的一种思想意识，因官方意识和民间需求而不断得到强化，逐渐成为对古城镇民众产生全面影响的强势文化。

小结

　　在风水恐闻的背后，隐藏着古城镇独特的表达意象。长久以来，许多人认为风水只能是迷信愚昧的产物，这种思想的产生，其实质是对风水的误解。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古城镇的风水意象客观的，同样是理智的。古城镇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处理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极目标是在追求这些关系的和谐统一。而风水，只是一种名称，用来代称这一过程中的工具性物质与思想以及方法论问题。通过分析古城镇所表达出的风水意象，我们发现，风水对古城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对于古城镇的全面研究，特别是基于旅游开发和旅游规划的文化挖掘，则是更不能离开对风水思想的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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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阳古镇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华阳镇，为历史有名的古道驿站、古军事要冲、古经济政治重镇。其兴于三国，汉唐以来，一直是陕南北入关中的第一捷径。笔者朋友李新丽（西北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2006年曾参与该镇旅游规划，相关资料为该朋友提供。

[2] 大阳古镇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大阳镇，为一千年古镇，历史悠久，人文发达，有“华夏针都”之称。该镇现存大量明清建筑。2006年笔者同导师陈锋仪老师一起参与该镇旅游规划和文物保护规划。

[3] 宋代郭熙《山水训》说“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

[4] 铁边城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吴旗县铁边城镇，为北宋、西夏时期所筑的边贸、军事城镇，其城墙遗址尚存，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笔者2007年与导师一起参与该镇旅游规划。

[5] 帛书《周易》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以前的传世《周易》称为今本《周易》。帛书《周易》的出土对易学研究意义重大。

[6] 天柱塔建于明代，高九层，顶部覆一铁锅，现为晋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呈坎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始建于东汉，宋代朱熹誉为“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古村按《易经》“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理论选址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二圳五街九十九巷，宛若迷宫。目前有保存完好的宋代、明代、元代建筑30多幢，清代建筑100多幢，被称为中国历代古建筑艺术博物馆。该村已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申报文化遗产。

[8] 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中，“四神”图案与北斗星、二十八宿紧密相联。《三辅黄图》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9] 1988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属于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年)的文化遗址中，发现用蚌壳精心摆放的青龙、白虎图案。

[10] 鱼的生殖崇拜含义十分明显，因鱼腹多子，且双鱼图案形似女阴。从半坡出土器物上的鱼纹到民间广为流传的男婴鲤鱼图画，千百年来，经久不衰。

[1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龟居四灵之首。传说大禹治水就得益于神龟负书。龟为货币,龟为宝物,龟是财富的象征。另外，龟长寿，据现代动物学研究，可达300至400年。龟还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象，龟头象征男根。古人将益寿延年、子孙繁衍与龟联系起来加以崇拜。

[12] 葫芦为典型的生殖崇拜物体，葫芦多籽，象征人丁兴旺，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葫芦创世的传说。

[13]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提出了“心理场”(也称“心理生活空间”)的概念，包括三个部分：准物理事实—心目中的自然环境；准社会事实—心目中的社会环境；准概念事实—思想概念和现实的差距。

[14]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县，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先祖张谷英精通风水，于明洪武年间卜就于此。历经600余年，今已经繁衍26代，现有人口2600多人，全为张谷英后代。

[15]《林泉高致》为北宋郭熙的画论，是我国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山水审美理论，为美术界、建筑界所推崇，其中许多观念与风水理论一脉相承。（郭熙本人为风水师出身）

[16] 语出《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

[17] 朱熹《观书有感》。

[18]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为诸葛亮第28代孙宁五公于元代中叶择址而建。该村按九宫八卦格局修建，大多古建筑仍保留完好，被文物专家称为“传统民居古建筑的富金矿”。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19] 清代王之正编《嘉应州志》载：“( 嘉应各县)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十年必启视， 贮以瓦罐……甚至听信堪舆， 营谋吉穴。侵坟盗葬, 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俗之愚陋，莫此为甚。”

张伯行《晓谕士民葬亲文》载：“闽省习俗相沿， 素封之家惑于堪舆风水之说，或以方向未利，或以年月未合，彼此迁延。贫寒之户， 或以丧葬无资， 衣食不逞，耽延岁月，或偶遇祝融为患，父母遗体， 俱成灰烬。”

光绪末年于都县北乡天井湖胡姓与谢姓之间，因争风水龙脉而发生械斗，《胡氏族谱》载：“光绪癸卯春， 因争后龙， 故迨至乙巳年七月间， ( 胡姓) 与谢姓械斗。”

同治版《安远县志》载：“择葬宜慎。程子亦曰：‘卜其宅兆’，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地恶反是”，“然信堪舆者，惑于福荫，坟山之讼案牍颇多，更有改葬、迁葬,难免洗筋抹骨之惨。”

《林氏联修族谱》载： 翁“购得所居田山之大半规模既就堂勺栎新，将世守以报以先人，日( 后) 以遗子孙其志也。无何堪舆家以下坑前山插近，水激石湍，风水所钟生其地者，略不见含容巽顺之。惟恐其从人之染于俗或至于争而诉讼， 甚至于贾祸， 遂弃之，携千余金别置瓦屋家庄，并分插其子数人于左右其地各安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