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书》（晋）郭璞著
旧本题晋郭璞撰。璞有《雅注》，已著录。葬地之说，莫知其所自来。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职称皆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汉书·艺文志·形法家》始以宫宅地形与相人、相物之书并列，则其术自汉始萌，然尚未专言葬法也。《後汉书·袁安传》，载安父没，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当世为上公，安从之，故累世贵盛。是其术盛传於东汉以後。其特以是擅名者，则璞为最著。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其後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病其芜杂，为删去十二篇，存其八篇。吴澄又病蔡氏未尽蕴奥，择至纯者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新喻刘则章亲受之吴氏，为之注释。今此本所分内篇、外篇、杂篇，盖犹吴氏之旧本。至注之出於刘氏与否，则不可考矣。书中词意简质，犹术士通文义者所作。必以为出自璞手，则无可徵信。或世见璞葬母暨阳，卒远永患，故以是书归之欤。其中遗体受荫之说，使後世惑於祸福，或稽留而不葬，或迁徙而不恒，巳深为通儒所辟。然如乘生气一言，其义颇精。又所云葬者原其起，乘其止，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诸条，亦多明白简当。王祎《青岩丛录》曰：择地以葬，其术本於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於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於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中传之，而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於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二宗之说虽不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云云。是後世言地学者皆以璞为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後来术家尊其说者改名《葬经》。毛晋汲古阁刻本亦承其讹，殊为失考。今仍题旧名，以从其朔云。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人(今山西省闻喜县)，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

生平

西晋末年战乱将起，郭璞躲避江南，历任宣城、丹阳参军。
晋元帝时期，升至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又任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
324年，力阻驻守荆州的王敦谋逆，被杀，时年49岁。事后，郭璞被追赐为“弘农太守”。
晋明帝在玄武湖边建了郭璞的衣冠冢，名“郭公墩”。郭璞之子敦骜被封为临贺太守。

学术

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
郭璞花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而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也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
在学术渊源上，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理论，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
郭璞一生的诗文著作多达百卷以上，数十万言，《晋书·郭璞传》称“词赋为中兴之冠”。其中以《游仙诗》为主要代表，现仅存14首，是中国游仙诗体的鼻祖。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如第一首说：“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朱门的轻蔑与否定。第五首说：“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时的感慨。第四首则表现了求仙的渺茫和伤时叹逝的感情。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特色是富于形象性，和一般游仙诗往往写得过于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写想象中的神仙居处和生活情态，形象鲜明而生动。《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所以消极性仍是很大的。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